20世纪60年代中期，中国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冲击，国家经济陷入了困境，百姓的生活艰难，许多人几乎靠勒紧腰带度日。而此时，中苏关系破裂，原本从苏联借鉴的许多思想和物品也开始被视为“修正主义”的产物。这一时期，解放军的55式和58式军服，尤其是58式警服，因为与当时的意识形态不符速速查，遭到了广泛的质疑。
在当时极左路线的影响下，许多地方和群众纷纷提出异议，认为58式警服的白色上衣、女警的夏季裙装、红色裤线、大沿帽以及女警不带沿的软帽等设计，都显得过于“脱离群众”，缺乏阶级感，甚至和当时的革命气氛不符。为了应对这一争议，1966年3月9日，公安部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专题报告，建议对民警服装制式进行修改，废除58式警服中的大沿帽、女警无沿软帽、女裙装和女列宁服等不符合当时要求的服装款式。
展开剩余80%到了1966年7月2日，国务院向全国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以及相关部门发出了公安部的报告，要求全面执行新的服装制式。由于此前大量的58式警服已经生产并库存，公安部原计划于1967年正式实施新警服。然而，受到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中工农兵群众、革命学生以及人民警察的推动，新制式警服在1966年9月开始陆续在全国范围内发放，这便是我们熟知的66式警服。
自1966年底起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了全国公安机关，开始实行军管，并组建了各级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（简称省军管会）。在这一过程中，绝大多数公安干部都被送往“五七”干校进行“再教育”，只有少数干部得以留任。随着各地革命委员会的成立，其中的省人民保卫组（简称省人保组）开始承担起部分公安工作，后期这些人保组和军管会合并，形成了一个既有军管组织又具公安职能的特殊体制。
从1966年到1972年，各地的公安工作由军队干部和革命委员会干部共同负责，基层的治安管理、交通指挥等事务，则由军队官兵与在职民警共同承担。军队官兵穿着65式陆军军服，而革命委员会干部则穿着干部服或军便服等服装。
65式陆军军服的设计简洁且实用，军官穿着草绿色的服装，标志性配件包括带红五星的解放帽和两面红旗的领章。士兵们的服装相对简单，夏季服装为草绿色，冬季则有厚重的棉衣棉裤。此外，65式军服的靴子种类也有所不同，一般为军用胶鞋或黑布鞋，高级干部则佩戴皮鞋。夏季，部分干部配有凉鞋，而冬季则穿着棉布鞋或翻毛皮鞋。
65式女军服与男军服基本相同，颜色依然是国防绿，冬季衣物也与男军服一致。军服的扣子则是褐色胶木扣，显得朴素而实用。在1970年代初期，毛主席像章成为了军队和人民警察中非常流行的标志，虽然随着时间推移，它的佩戴热度逐渐下降，但它仍然在军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
进入1966年9月，民警正式开始穿着66式警服。这一新式警服的设计汲取了军队制服的元素，民警夏季的服装上衣为草绿色，裤子则是藏蓝色，整体设计与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服装相似。警察的帽徽设计也发生了变化，去掉了原有的光芒，麦穗、齿轮和五星依旧是其主体元素，领章改为两面红旗，取消了盾牌。
66式警服的冬季服装为紧身棉衣裤，外套罩衣，款式与空军干部服装相似，扣子仍为“五星花边扣”。民警的鞋子多数为简朴的布鞋，交通警察的服装则略有不同，他们通常会佩戴白色套袖，并在冬季穿皮面棉帽和短皮大衣，脚踏毛皮靴。在执行交通指挥时，交警常常背着挎包和水壶，利用间隙在路边稍作休息，解决食物和水源的问题，生活条件艰苦。
66式警服的适用范围广泛，包括各级公安机关的在编民警、交通民警、铁路乘警、消防民警以及边防派出所的工作人员等。虽然大多数公安人员穿戴新的制服，但由于当时的特殊政治和社会背景，一些临时派遣人员或学习班学员，仍然继续发放旧制服或临时服装。
在这一时期的各种变化和调整中，地方的军管会也颁布了新的服装管理规定，强调那些在“五七”干校学习的人员，若未满一年，则继续发放服装；而对于那些被视为“敌我矛盾”的人员，则停止发放制服，并回收所有公用物品。
通过这些改变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中，中国社会如何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发生剧烈变化，同时也反映出群众和政府之间的深刻互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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